汪懋华：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方向：农业工程与农业机械化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其中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华表示，发展现代农业仍是国家的第一大事，脱贫攻坚解决了最基础的脱贫，巩固和提升则要靠乡村振兴，同时乡村振兴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经过程。他同时指出，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不能简单模仿发达国家，要因地制宜，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乡村振兴既连接着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发展，也连接着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汪懋华说，“十四五开局之年，首先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要意识到，我们的脱贫攻坚，只是生存层面的较低标准、最基础的脱贫，未来既要巩固还要提升。”

如何巩固和提升？汪懋华研读了今年的一号文件，认为已经指出了明确的路径，就是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为基础，全面推动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乡村治理、生活富裕、社会保障、产业增长等多方面的发展。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同时乡村振兴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经过程，汪懋华说，“从五中全会，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直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我们可以看出未来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而发展现代农业就是国家的第一大事。当前，中国仍处在一个大国小农的状态中，我认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不能简单模仿那些发达国家的做法，要因地制宜，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让集约化的农业和小农生产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我们的农业发展还应该是生态友好、可持续发展的。这就需要我们在科技、政策、人才、资金等多个方面提供坚强的支撑，具体到科研领域，则需要强化相关科技创新能力和组织管理水平，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更多助力”。

沈建忠：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方向：兽医药理学和动物性食品安全

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大动医学院院长沈建忠教授表示，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是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再次阐述了“三农”问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重要地位。

“在2020年严峻的新冠疫情形势下，我们国家仍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沈建忠指出，进入2021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一号文件给出的政策信号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作为一名兽医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沈建忠透露，新的一年会继续以保障畜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为己任，推进畜牧业现代化进程，尤其是重点加强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基础与应用研究。

另外，相关科研团队已经研制出数十种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产品，从而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这对于保护动物健康与国家食品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沈建忠表示，“十四五”期间，科研团队将继续加大科技攻关，完成一号文件制定的目标任务。

樊代明：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方向：整合医学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提升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健康管理水平，提升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加强县级医院建设。一系列乡村医疗卫生领域的政策布局，让这份“三农”纲领性文件，引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的关注。

今年初，新冠疫情再次在多个乡村暴发，凸显出乡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的薄弱之处。如何提升乡村公共卫生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多年来一直进行整合医学研究的樊代明院士表示，“在提高基层医生水平，包括在提升乡村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水平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发挥整合医学的作用。”

在城乡卫生和医疗服务仍存在差距的今天，樊代明认为，提高乡村卫生医疗服务水平，也同样需要整合医学，“以往，农民得了病，都往城市走，因为城市的医疗水平更高。但实际上，城市的医疗水平高，也是因为整合了许许多多的医生的经验。单个的医生，往往专攻一项，在综合水平上，未必比得上基层的医生。所以，去城市医院看病，人们需要找到那个合适的医生，找不到的话，可能看病很麻烦”。乡村医生则更多接近全科医生，但乡村医生也存在短板，樊代明说，“农村医生普遍缺少高水平的培训，而要给他们进行大量的培训，就需要整合医学。所以，整合医学上可提高专科医生的水平，下也可以提高基层医生的水平。”

李德发：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方向：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李德发表示，“支持中央一号文件的战略考虑，抓好农业现代化，包括推进中国畜牧业的现代化”。

中国畜牧业发展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这些年来，无论是饲料减抗，还是奶业振兴，包括生猪饲料营养研究，李德发院士都投入了大量精力。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农业农村部去年决定成立全国动物营养指导委员会，委员会首批入选委员38人，李德发院士担任主席，据介绍，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加强对我国动物营养与饲料工作的统筹和指导，引导行业大联合、大协作、大共享，系统开展饲料营养价值数据库构建和动物营养需要量评定等基础性工作，加快推广饲料精准配方技术体系，促进饲料和养殖行业节本提质增效。

养殖业是农业的重要一环，更是多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倚靠。让广大农民脱贫并不是乡村工作的终点，“三农”工作重心正在发生历史性转移，李德发说，“中央一号文件里，为乡村振兴规划了非常具体的实施道路，这样就能使我们的农民真正富起来，使中国农业继续打好翻身仗，继续增加粮食收成，增产增效。”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等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仍有5亿多农村常住人口。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促进农村消费上，不能就农村谈农村，而是要结合一号文件前面的综述涉及的整体内容综合施策，一是推动城乡两个要素市场融合，推动一二三产融合，使农民在与市民及社会力量的联合创业创新过程中收入真正得到提升，才能促进农村消费。二是要注意医疗、教育等领域资源向城市集中，低收入农民进城购房，导致出现了农民的相关消费向城市转移的现象，这需要更深入的针对性的体制改革”。

5亿农民的庞大市场，提振消费的基础从何而来？温铁军认为，中央一号文件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相关的顶层设计，“比如在开头就强调城乡融合，强调脱贫地区5年过渡期，这是把脱贫的长效机制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使低收入群体能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再如，文件中间特别提到两个要素市场的流动。”温铁军说，“事实上，仅靠留守农民现有的收支结构，很难真正促进消费。如果能够贯彻城乡融合的政策，既支持农民进城，也帮助市民下乡；同时，将农村多元主体自主的合作金融、供销物流，以及物业开发、康养文教等业态创新纳入到城乡融合协调发展中，是可以促进农村消费的。”

温铁军表示，“有时候，不是农民收入低而不消费，而是很大一部分必须现金支付的‘硬消费’转入城市消费统计，比如教育，农村学生进入城镇上学，他们上学相关消费花得不少，但不算是农村消费，而是表现为城镇消费。医疗也是如此，农民去城里看病，也随之表现为城市消费。又比如住房，农村人为教育或医疗在城里买房或者租房居住，农村货币化住房消费也随之转向城市。”温铁军认为，这次一号文件强调“乡村建设行动”，其中县域经济综合规划、城乡融合协调发展这些政策要求，正是未来需要重点考虑的改革内容，这样才可能改变资源过于集中到城市的弊端。

梅旭荣：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节水高效农业与生态农业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主体留在县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梅旭荣在解读中央一号文件时表示，“县城是农村改革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和推动力，对乡村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新兴的乡村产业体系中，农民不应再成为旁观者”。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壁垒逐渐打破，城乡融合趋势日益明显，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县城都是重要的连接点。梅旭荣表示，“县城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它兼具二者的特点，这使它成为城乡融合的核心节点。在产业发展方面，县域经济，也正好处在统筹城乡的核心位置上。过去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中，城市是发展的中心，资源配置往往向城市集中。而在未来乡村经济的发展中，县域就成为城乡之间的结合点，县域经济不活，乡村振兴就很难实现”。

乡村产业的发展，是否意味着，乡村也会逐渐工业化？梅旭荣对此解释，“打造乡村产业体系，是一次乡村再工业化的过程。但这个再工业化，和之前那种乡镇企业发展的模式不同，以前的乡镇企业，是以工业为主体发展产业，这一次则主要打造农业及相关的产业体系，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融为一体，唯有如此，农民才能真正参与进来，分享到产业发展的利益。”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发展，农民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梅旭荣说，“农村改革发展，是具有包容性的，新兴的乡村产业体系中，农民不应再成为旁观者。县域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它既连接城市，也可以下沉到乡村，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把农民尽快变成新型农民，真正参与进来，进而分享收益”。

林万龙：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包括设立5年过渡期、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等。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表示，这是一个在关键的时间点上承上启下的关键设置。

2021年是特殊的一年，上接脱贫攻坚收官，下启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林万龙说，“5年过渡衔接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设置。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非常重要，如果脱贫攻坚不能巩固，下一步的基础就不存在了。所以今年的重要工作之一，是防止规模性返贫，尤其是在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要格外警惕这一风险。”

除了过渡期之外，林万龙认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把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件提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林万龙说，“我国一向重视三农工作，但这一次是把乡村振兴和民族复兴直接联系了起来。”

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这是否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投入将进入三农发展中？对此，林万龙解释，“实际上，进入21世纪后，我国就逐年加大国家财政对乡村的支持，2004年提出以工补农的政策，脱贫攻坚以来，更是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所以，财政投入向乡村倾斜，并非现在才有，而是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且将继续持续。”

“今年是强化了这一政策，”林万龙说，“2020年，中央提出要提高土地出让金收益用于乡村的比例，计划在未来逐步提升到50%，这是什么概念呢？2013年至2018年，土地出让金收益用于农村的不到35%，全国土地出让金是多少呢？一年6万亿到7万亿，如果在35%的基础上提高到50%，也就是再提高15%，意味着每年投入乡村的资金会多出近万亿。这其实就是强化三农政策支持的举措之一。”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制度变迁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城乡资源均衡配置。要如何才能做到城乡服务、保障真正均衡？为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党国英。

文件提出，要吸收更多低收入人群就地就近就业。党国英指出，这个政策目标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真正在县域范围里建立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体，最好使每个县都有几个重点镇，使它们能够发展为拥有数万人口规模的小城市，否则，就地就近就业便是一句空话。从长远看，这个举措的意义重大，而“小城市”发展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效手段。

党国英指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之一，就是乡村公共服务落后，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高质量发展。但即便是发达国家一般也不会在乡村小型居民点上建造公共服务设施，有效的办法则是让小城市尽可能高密度分布在乡村地区，例如每300平方公里左右，就有一座小城市，形成农户与小城市共享公共服务的格局，“一号文件主张建设重点镇，主张乡镇成为农民服务中心，意义也就在这里”。党国英预计，我国目前真正在农业区的行政村估计50万个，其中8万-10万个左右有可能在未来组合为“小城市”，或成为更大城市的功能区。

依托乡镇政府驻地建设新的居民区，最好能确保建成区的总人口在2万人以上，这个规模有利于部署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党国英建议，原则上要对标城市建设新的居民点，不能因为它被划入农村范围，就降低标准，“如果在建成之时，就注定了它的落后，那么这个建设就没有意义，宁可慢一点，绝不能操之过急，随便盖几栋楼房安置农民；更不能先拆后建，侵害农民利益”。

【撰文/新京报记者：周怀宗、曹晶瑞、耿子叶、田杰雄】

内容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四川农村